【新闻】日本高度聚集型的城镇化廊坊

欧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特点是大都市数量相对较少，小城镇遍地开花，大量主题鲜明的小城镇群是城镇化的主要载体，并吸引众多企业总部扎根其中。对于日本来说，国土面积狭小、开发空间有限，走的是一条高度集约的城镇化之路——在有限的空间内快速聚焦无限的资源和生产、生活要素，是一种大都市圈的空间聚集模式。

工业化与大都市化是日本城镇化核心驱动力

相关研究报告显示，1945年，日本的城镇化率仅为28%。二战之后，日本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955年城镇化率上升至56%，截至2011年，这一数据已超过90%，在亚洲地区属于领先水平。

纵观日本城镇化进程，工业化、大都市圈、卫星城、轨道交通等关键词频繁出现。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关键词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工业化是日本城镇化的第一推动力，大都市圈是日本高速城镇化的核心承载平台，立体便捷的交通体系和大量的卫星城则是日本城镇化的重要支撑。

首先，日本将“工业化”作为二战之后的国家战略，开始制定有效的产业规划和工业布局，高端制造和出口拉动成为推动日本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快速工业化使日本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口、产业和城市的高度聚集。在日本工业化发展巅峰期，其工业产值对国家GDP的贡献曾超过85%，后来下降到50%左右，逐渐走向平稳。

其次，日本按照土地精细集约的发展思路，制定了日本都市圈发展规划。在工业化的快速推动下，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开始形成。这三大都市圈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14.4%，但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0%以上，高度集中的都市化推动了日本城镇化的高速发展。

最后，为了强化大都市的带动和辐射效应，立体交通成为日本城镇化发展的又一重要保障。机场、高速公路、高速新干线、地铁、电车，再加上水上交通，这些构成了日本海、陆、空加地下的立体交通网络体系。便捷的交通促使大都市周边产生了大量功能性卫星城，这些卫星城为疏解大都市的各种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开始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第三产业崛起，现代服务业成为日本城镇化新的驱动力。科研研发、总部经济、信息技术、金融服务等新兴产业完全取代了日本传统工业，产业开始升级换代，以前的产品制造中心向总部中心、信息中心、金融中心和服务中心转变，第三产业推动着日本城镇化水平继续向前发展。

日本城镇化发展可见一斑，有得有失，可圈可点，对中国今后的城镇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下主要从四个方面解读日本城镇化中的“得”与“失”。

城密与乡疏矛盾

都市“过密化”与乡村“过疏化”是日本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典型问题，特别是三大都市圈占据了日本过半的人口，城市人口密度非常大。例如2010年，东京都平均人口密度为6017人/平方千米，东京都中心23个区平均人口密度为14389人/平方千米，大阪市人口密度为11843人/平方千米，名古屋市人口密度为6785人/平方千米，远高于当年北京的平均人口密度1196人/平方千米。虽然日本政府对大都市进行了积极引导和科学管理，但是由于大量人口的过度集中，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公共资源配套不全等问题开始涌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农村出现劳动力不足、高度老龄化、空心化、文化水平落后及产业缺乏动力等问题，最终导致了日本出现乡村严重衰退的现象，这对日本乡村文化的保持和发扬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如今，日本9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大城市或中小城镇，纯粹生活在农村、渔村、山村的人口非常稀少。农村人口的减少直接导致了日本粮食产量与自给率的大大降低，增加了粮食进口的依赖性。因此，当下中国城镇化有必要合理控制大城市人口，引导农民就地城镇化，以保证农村及农耕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

市场与政府互动

市场是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力量，但政府的引导和法治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和市场要做好统筹互动，既要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又要积极发挥政府的调控性，同时也要划清两者界线，避免走向极端化。

尽管日本在城镇化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但是政府恰如其分地发挥作用，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决策依据。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在城镇化过程中十分重视法律保障和规划先行。日本政府先后颁布《国土综合开发法》、《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新事业创新促进法》、《三大都市圈发展规划》、《土地区划整理法》和《新市町村建设促进法》等系列法律法规，通过科学规划和有效引导，发挥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有效避免了人为因素的主观偏差、行政意志的“拔苗助长”和放任自由的无序增长等突出问题。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必须理清政府职能，把握好“市场的归还市场，政府的归还政府”这条主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市场良性发展“保驾护航”。通过制定、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对新兴城镇化进行科学规划，以“两场统筹”(市场、官场)引导城镇化的有序发展。

繁荣与泡沫教训

日本工业化驱动下的高速城镇化，让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特别是房地产行业，更是如火如荼，土地和房产“神话”不断上演。毋庸置疑，房地产大量开发和暴利驱动助推着日本城镇化进一步向前迈进。各行各业的企业都开始涉足房地产业，房地产也成为全民投资的首选。

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日本土地和房地产价格不断翻倍暴涨，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2000年之后，日本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当年约近5000家房地产企业或建筑公司破产倒闭，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一次“大洗牌”后，开始回归理性。但是，这个泡沫却给日本经济带来了重创。之后十年，日本经济一蹶不振。

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此前日本经历的相类似，当时日本房地产以“硬着陆”收场，给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以史为鉴，中国新型城镇化需要避免房地产过度开发的泡沫化，必须通过科学引导和有效调控，杜绝“造城”式的“被城镇化”，实现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生态与生产并重

日本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高度重视产业支撑，保持了城镇化与产业化发展的同步协调，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和造城运动容易形成“空城”和“鬼城”。由此可见，可持续的城镇化扩张应以产业支撑为前提，做好三产的协同发展，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和增强城市活力，而且还可以有效避免过度城镇化和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在城镇化过程中，除了产业和生产之外，生态保护也是每个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重要问题。事实证明，以生态破坏为基础的生产是不可持续的，是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产业动力虽然强劲，但也遭遇了生态毁灭性破坏的深刻教训。曾经令世界震惊的“疯人村”、“水俣病”、“痛痛病”、“哮喘病”、“核污染”等问题都已成为典型社会公害事件，这些都是过度产业化和缺乏生态保护意识导致的后果，这种惨痛的代价是无法用金钱去弥补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日本开始制定《公害基本法》，城镇化才慢慢走向生态集约型发展的新方向。

不同的国情决定了城镇化道路选择的不同，无论是日本过度集中的城镇化，还是美国自由蔓延的城镇化，都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目前，中国城镇化存在“大城市病”日渐凸显、中小城镇千篇一律、盲目造城肆意扩张等一系列问题，亟待探寻切实可行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多元的民族文化，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既不能一味地追求人口的聚集，也不能放任市场的自由发展，而是要通过“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发力，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其本质不是消灭农村，而是要推动农村的升级换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以及生态、生产、生活的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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