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近期降息是小概率事件高房价拉大贫富差距

彭文生：近期降息是小概率事件 高房价拉大贫富差距

6月6日下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博士做客清华五道口金融家大讲堂做主题演讲，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释放出的人口红利、制度变革红利、全球化红利，都将并行或先后面临见顶回落的趋势，应该探索中国经济新平衡的路径。

彭文生说，“中国资本市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上市公司分红派息少，他赚的钱不你分红派息或者是很少，我们这里比较了中国沪深300指数和其他的一些主要的市场，我们的分红派息率是最低的。所以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下降，企业虽然的比例上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企业赚了很多钱他不派息不分红。”

彭文生演讲实录：

那我们这个收入分配里面，哪些制度性的因素加大了差距，一个是金融压抑，金融压抑的一个重要体现，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大家如果做市场投资都知道，我们中国资本市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上市公司分红派息少，他赚的钱不你分红派息或者是很少，我们这里比较了中国沪深300指数和其他的一些主要的市场，我们的分红派息率是最低的。所以企业刚才讲居民占GDP的比例，居民占GDP的比例下降，企业的比例上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企业赚了很多钱他不派息不分红。 在其他的国家，其实我们要仔细想一想的话，企业最终也是居民所有，企业的股东是谁？股东是人，所以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企业赚的钱他要通过分红派息最终是到居民部门了，但是居民部门内部有差距，富人拿得多、穷人拿得少，你拿的股票多分红就多。但是在我们关键，首先是企业和居民之间，分给居民部门就少，这是一个问题。

彭文生：中国股市不分红拉大收入差距

6月6日下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博士做客清华五道口金融家大讲堂做主题演讲，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释放出的人口红利、制度变革红利、全球化红利，都将并行或先后面临见顶回落的趋势，应该探索中国经济新平衡的路径。

彭文生说，“中国资本市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上市公司分红派息少，他赚的钱不你分红派息或者是很少，我们这里比较了中国沪深300指数和其他的一些主要的市场，我们的分红派息率是最低的。所以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下降，企业虽然的比例上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企业赚了很多钱他不派息不分红。”

彭文生演讲实录：

那我们这个收入分配里面，哪些制度性的因素加大了差距，一个是金融压抑，金融压抑的一个重要体现，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大家如果做市场投资都知道，我们中国资本市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上市公司分红派息少，他赚的钱不你分红派息或者是很少，我们这里比较了中国沪深300指数和其他的一些主要的市场，我们的分红派息率是最低的。所以企业刚才讲居民占GDP的比例，居民占GDP的比例下降，企业的比例上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企业赚了很多钱他不派息不分红。 在其他的国家，其实我们要仔细想一想的话，企业最终也是居民所有，企业的股东是谁？股东是人，所以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企业赚的钱他要通过分红派息最终是到居民部门了，但是居民部门内部有差距，富人拿得多、穷人拿得少，你拿的股票多分红就多。但是在我们关键，首先是企业和居民之间，分给居民部门就少，这是一个问题。

彭文生：近期降息是小概率事件

6月6日下午，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博士表示，近期降息是小概率事件。

央行公布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速在7.7%左右，彭文生解读，从社会接受方面来看，我国就业率并没有特别大的波动，今年目标是7.5%，看样子不会有太超预期的表现，但现在监管层需要担心的是，怎么能控制经济增速不过分下滑，不掉到7.5%以下，一旦中国经济快速下滑，失业率增加，社会就会出现问题。

“现在需要做的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一方面，政府需要大规模的政策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考虑怎样避免经济增长势头下降过快。当前经济水平并不存在问题，但需要警惕的是，如何遏制经济增速下行趋势。” 他指出，很难讲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见底，未来两三个季度GDP会在7.5%-7.7%之间。

关于改革，彭文生认为，财政政策可改革的方面较多，需要降低流转税，比如增值税、营业税等税种，相反，要增加财产税，比如房产税。

而货币政策因为受房地产市场的制约，货币政策不会明显放松。他提到，当前来看，降息是小概率事件。毕竟中国经济动用货币手段需要看未来经济增速和房地产市场情况，目前房地产增长势头迅猛，降息很难运用。

彭文生：房产税推出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6月6日下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博士做客清华五道口金融家大讲堂做主题演讲，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释放出的人口红利、制度变革红利、全球化红利，都将并行或先后面临见顶回落的趋势，应该探索中国经济新平衡的路径。　　彭文生认为，中国税收结构存在很大的问题，流转税占整体税收的比重60%，全球最高。流转税本质上讲就是交易税，消费者每买一个东西都要交税。人们买方便面、矿泉水，里面都有17%的增值税交给政府。由于我们的增值税是价内税，所以消费者一般感受不到。例如一瓶水，消费者以为水的价格就是这个价格，没有深切的感受里面还有17%交给了政府。但人们如果不消费，而是投资房子赚了钱，再交20%的利得税就会令人们感觉很痛苦，因为价外税可以被切实感受到。　　这样的税制实际上是不利于低收入群体，有利于高收入群体，加大了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同时不利于消费。因为它本质上讲是对消费征税，对储蓄不征税。中国社会要可持续发展，税制肯定要改革。而税制改革里面必须要做的就是降低流转税，增加财产税，所以房产税的引进和推广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迟早会推出。　　以下是彭文生发言实录：　　除了金融以外还有一个财税体制，刚才讲政府调节收入分配财政的功能，这个财政的功能主要是什么方面呢？从收入分配来讲？税制很简单的话，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收税的时候在富人身上多收一点，花钱的时候在穷人身上多花一点，这是一般的政府财政的基本功能，而恰恰是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个财税体制的结构非常不合理。首先讲政府的支出，我们政府的支出，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的支出不够，政府的指出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投资，投资很明显，从这个分配的角度来讲，投资的需求更多地有利于资本、有利于做生意的。　　我们的税收结构也有很大的问题，这里面我们显示的，我们的流转税占整体税收的比重60%，我们所看到的资料全球是最高的，什么叫流转税、营业税、增值税、关税，本质上来讲就是交易税，你每买一个东西要交税，我们买包方便面、买瓶水，这里面都有17%的增值税交给政府，我们的增值税是价内税，所以大家一般平时作为消费者我感觉不到，我买一瓶水，以为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价格，没有深切的感受这里面还有17%是交给政府了，而如果我们不消费现在拿这个钱投资买房子赚了钱，现在让你交20%的利得税，你感觉很痛苦，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价外的，你感觉到你要交税。　　这样的一个税制有什么问题呢？它实际上是不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有利于高收入群体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个税制以消费税为主要基础的话，穷人的这个消费占他的收入比例很高，富人的消费占他的收入比例很低，所以以消费税为基础的这样一个税制，实际上低收入群体的税负比富人、比高收入群体还要高，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税收体制所面临的问题，它加大了收入差距，加大了贫富差距，同时它不利于消费，因为它本质上讲是对消费征税、对储蓄不征税，你存钱投资不交税，你消费要交税。　　所以我们看其他国家比较接近我们的是印度和巴西，这两个国家都是贫富差距、社会分化特别厉害的社会，那印度和巴西还有一些合理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收入分配这个税制是不利的，但是印度和巴西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现在是处在年轻人口多、小孩儿多的这样一个阶段，它的消费本来就很强，他面临的问题是消费太多储蓄不够、投资不够的问题。所以他们从宏观意义上来讲，对消费征税还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他鼓励储蓄从而鼓励投资，我们的这个情况从宏观上来讲也没有道理，因为我们本来就消费比较弱、投资太多，我们的税制反而是鼓励储蓄不鼓励消费。所以财税体制改革下一步一个重要的方面，政府的支出结构要增加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的支出，税收结构降低流转税，那增加什么呢？增加财产税，我们的这个财产税占的比例太低，财产税里面最重要的载体就是房产税，所以今天我们争议很多，有关房地产调控问题、房地产税会不会推出，什么时候推出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中国社会要可持续发展，税制改革是肯定要做的而税制改革里面必须要做的就是降低流转税，增加财产税，所以房产税的引进和推广，我相信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迟早是要做的。所以这是制度因素方面的一个财税体制。

彭文生：劳动力供应紧张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　　6月6日下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博士做客清华五道口金融家大讲堂做主题演讲，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释放出的人口红利、制度变革红利、全球化红利，都将并行或先后面临见顶回落的趋势，应该探索中国经济新平衡的路径。　　彭文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了一个趋势性放缓的阶段，也就是说想重复过去30年那么快的增长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经济现在并不是一个短周期下降那么简单，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下滑并不全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即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速也会降下来。　　经济增长开始放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供给开始趋势性紧张，最近几年劳工短缺，今年大学生就业形势格外严峻，总体来讲劳动力非常紧张，尤其是低端劳动力。这几年工资上升得很快，虽然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但是和劳动力供应的紧张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以下是彭文生发言实录：　　下面我就想围绕刚才讲的三个问题，怎么看我们国家未来的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结构的平衡和金融风险来谈一下我对这个分析。　　首先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对这个增长中长期的有些争议，有相对比较悲观、也有相对比较乐观的不同的看法。那么我的看法是我们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趋势性放缓的阶段，也就是说像重复过去30年那么快的增长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不是一个短周期下降那么简单，我们这几年的经济增长下滑，不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出口下降这种冲击影响那么简单，没有全球金融危机我们的增长也要下来，那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回到刚才讲的我们看长期增长、看中长期要看经济的供给面、看生产效率、看人口、看资本。　　那从这些因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问题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效率的角度来看，刚才提到供给和需求这两个不同的视角，怎么理解长期看供给、短期看需求，有的时候是一致的，供给和需求辩证的方向是一致的，有的时候是不一致的，我这里面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房地产投资。　　出口对经济的影响，它既影响短期的需求，又影响长期的供给，短期的需求这很好理解，出口多了对我们中国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多了，那当然对经济增长有帮助，出口怎么会影响经济生产的效率，影响经济供给的增长呢？而是因为全球市场的竞争程度比国内市场要高，企业要出口、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就要靠提高质量、靠增加效率、靠创新，而国内市场其实也不仅仅我们中国，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国内市场都面临一个竞争程度不够，一些垄断的问题，政府政策的扭曲的影响问题，所以在国内这种竞争成为不够的市场情况下，内部市场竞争程度不够的情况下，企业做生意赚钱有时候不一定是要靠提高效率、靠创新、靠节省成本、靠提高质量、靠拉关系、靠一些不正常的手段途径，对单个企业来讲，可能是赚钱，对整个社会来讲代表着效率的降低。所以经济学文献里面一个重要的结论，一个越开放的经济，平均来讲效率越高，所以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东亚、亚洲国家经济起飞都是靠出口大幅扩张联系在一起，表面上看是出口扩张带来需求，其实根本的问题是出口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带来的效率的提高，这才是根本的影响经济的一个因素。所以出口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它既有利于短期需求，又促进中长期供给的增长。　　我举一个反向的例子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市场好的时候房地产投资、建筑投资增加，这个对短期的经济增长是好的，中长期那就不一定了，如果是房地产泡沫问题、房价、地价很高，那就带来明显对其他行业的挤压。因为房价、地价是几乎其他所有行业成本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反向的例子。其他国家很多经验教训都显示房地产所带来的繁荣，可能很难持续，最终资产泡沫破裂以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很大，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供给和需求的辩证的关系。　　为什么现在说经济增长开始放慢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力供给开始趋势性紧张，这个大家可能都有直观的感觉，最近这几年劳工短缺，今年年轻的大学生听说就业情况不是太好，但是总体来讲劳动力紧张，尤其是低端劳动力的这个供应的紧张，这几年非常明显，工资上升得很快。我记得我1998年从美国到香港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香港雇一个菲律宾保姆3000多4000港币，那个时候1块港币兑人民币是1.2元差不多，所以4000多人民币，那时候深圳一个保姆大概也就是400块人民币左右，那个时候香港是深圳的10倍，今天实际上已经差不多了，今天香港的保姆工资还是那么多，但是深圳已经是到了2000、3000人民币的这个样子了。这里面当然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但是和劳动力供应的紧张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彭文生：中国是唯一一个把人多看成负担的国家　　6月6日下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博士做客清华五道口金融家大讲堂做主题演讲，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释放出的人口红利、制度变革红利、全球化红利，都将并行或先后面临见顶回落的趋势，应该探索中国经济新平衡的路径。　　彭文生认为，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非常重要，因为经济的两个基本层面(需求和供给)究其根本根本都是人和关系。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但人口多究竟是负担还是代表了生产能力强，存在很大争议。　　过去200多年以来，从全球来看，把人看成消费者这种观点没有站住主流的地位，中国过去30年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中国更多地把人多看成是一个负担。　　把人看成负担最终没能在全球范围内占主导地位，是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人口增长并未按几何级数增长，而是当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时，人口出生率反而下降了。西方国家目前最担心的是人口增长太慢，而不是增长太快的问题。　　以下是彭文生发言实录：　　另外一条主线我想可能相对来讲这个争议可能多一点，或者大家认识的程度没有那么多，那就是人口结构，那人为什么对经济来讲非常重要？因为人他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经济的两个层面(需求和供给)，最根本的都是和人有关系。我们看人口和经济关系的影响，有两个主要的视角，一是人口的总量，因为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但是是生产多一点还是消费多一点，人口多是一个负担还是人口多代表了生产能力强是一个好事情呢？这有很大的争议。　　我们看古典经济学的两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亚当斯密，他在写国富论的时候，他讲了一个著名的话，一个国家的财富一个根本的标志是人口的增长，他把人的这个数量的增加，看成是一个财富增加的标志，所以很明显亚当斯密是把人看成是一个生产者，看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另外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马尔萨斯，他写的这个人口论，他是从把人看成一个消费者的角度，看人多了是一个负担，所以他一个著名的假设，他说这个人口增长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粮食增长按照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地快过粮食的增长速度，所以说就会有人口过剩，人口过剩就会带来饥荒、战争、贫穷，所以他强调人是作为消费者的这个。　　过去这200多年以来，应该说全球来讲，把人看成消费者这种观点没有站住主流的地位，我们中国过去这30年实行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尤其在城市一个小孩儿政策，可能是一个唯一的例外，更多地把人多看成是一个负担。　　那为什么说在全球范围内没有最终把人看成负担没有站住主导地位呢？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人口增长并没有按照几何级数增长，反而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时候，人口出生率下降了，西方现在担心的是人口增长太慢，而不是增长太快的问题。　　粮食也没有按照数学级数增长，粮食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二次大战以后，人口是25亿，今天是75亿，人口更多，但是二次大战以后，全球人均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所以从这个人口总量来看这个结论已经非常明显。就是人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是一个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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