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如何破解农民荒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农村农业人才培养，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半月谈记者在调研时发现，目前，我国不少地方采取的涉农中职学校“送教下乡”，通过直接招收务农农民，实现田间地头教学，成为基层破解“农民荒”，精准培育新型农民的重要手段。

找准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

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西荣华村位于滹沱河边，地势平坦，是个有着3200多人、1.2万亩地的村庄，农业生产优势明显。但据西荣华村党支部书记祁巨仓介绍，由于村民素质达不到技术要求，村里现在不是什么赚钱种什么，而是什么简单种什么。

由于丈夫外出打工，38岁的武俊芬独自照看着家里20亩玉米地。尽管亩产已经从2009年的600公斤提高到了900公斤，但种地的收入还是比不上丈夫外出打工。

据了解，目前留守农村的农民以老人、妇女为主，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占70%以上。农业部副部长张姚林表示，务农农民已成为国民素质的“低洼地带”。在我国，耕地是稀缺资源，更应该交给素质较高的人来经营使用。

“在农村，上学是想让孩子‘跳农门’，考不上学校的学生宁愿打工也不回去种地，真正务农的农民都在30岁至60岁之间。近几年，农校的招生规模持续下降，毕业的学生从事农业的更少。”山西省原平农业学校党委书记马骏告诉半月谈记者。

河北省有5万多个行政村，农业人口密集。但100多万职校生中，涉农专业的只有几千人，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形势严峻。

2009年，该省在全国率先启动“送教下乡”工程，当年招收近11万名农民学员，将课堂搬进田间地头，招收从事农业生产、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青壮年农民为注册学生，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用3年至5年的时间完成规定的教学计划，将务农农民纳入中等职业学历教育体系。

同年，云南、山西、黑龙江等省的职业学校先后开展了“送教下乡”。目前，全国有1/3的省（区、市）都开展了此项工作，21岁以上在校生比例大幅上升。

山西省忻州市农委副主任张春霞介绍，长期以来，基层涉农培训不是采取广撒网的教学方式，就是在做劳动力转移培训，“送教下乡”把培养重点放在农业大户、返乡创业者、科技带头人身上，找准了未来的农业经营主体。

把课堂设在田间地头

直接培养务农农民，也让困惑中的马骏看到了涉农职业学校的发展方向。在山西省教育厅和农业厅的组织下，原平农业学校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开设了现代农艺技术、农村经济综合管理、畜牧兽医和园林技术4个专业，教学点分散在68个行政村，组织教师上门入户对学员现场指导。

山西省原平市大牛店镇神山教学点学员贾丽霞，在孙银老师的指导下，于2010年承包了村里的废弃荒沟，投资40万，搞起了土鸡和山羊养殖。如今，他们家的土鸡蛋已经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过去，上学念书是为有了文凭好上班，没听说过下田种地也要啥文化，现在政府拿钱免费让咱学知识，学习以后再养鸡，家里的光景真是一年就大变了样。”贾丽霞的公公高兴地说。

“谁家不想致富？不是不想学知识，以前是没有这个条件。”17岁就到城里打工当厨师的陈建生，是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东呼延村村民，如今回乡建起了温室大棚，在农校老师的指导下，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变成了一名职业农民。

为了保证学时和教学效果，山西省教育厅职教处处长王耿升表示，“送教下乡”教学点以乡村班的形式纳入职业学校管理，结合生产实际编订教材，组织教师走出校门，把班办到乡村，把教学送到农民家门口。农忙时学习专业理论和实践，农闲时完成文化课教学，考试合格后颁发中专文凭。

山西省原平市西子荣村教学点的负责人冀宇平告诉半月谈记者：“农民不是不想种一些高收入的经济作物，而是因为缺乏农业知识。”刚开始，他很不情愿来农村上课，下基层以后才发现，农民们争着抢着让他辅导，当了十几年农校教师的他真正体会到了“当老师的感觉”。祁巨仓的感受更直接：“以前召集村民开个会，一人发一包烟都到不齐，现在农校的老师一来，来晚的人都怕坐不下。”

“送教下乡”为老百姓送去了实惠，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山西省古交市邢家社乡龙子村有专业菜田485亩，日光节能温室2000间，蔬菜生产是该村的支柱产业，但传统项目多，增产不增收一直是突出问题。太原生态工程学校设立“送教下乡”教学点后，帮村里引进了新品种，建设了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仅蔬菜一项人均收入就达到7000元。

长效机制亟待形成

“送教下乡”直接服务农业、农民、农村，是培育新型农民的重要举措。采访中，部分农民、农业及教育工作者表示，要加大“送教下乡”力度，还需进一步完善长效机制。

山西原平农校副校长李科云建议，各级政府在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提高农业企业的参与度，拓宽经费来源，确保在职农民能够享受到免费的职业教育。

同时，田间地头的教学质量至关重要，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需要相应进行调整。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刘惠民告诉半月谈记者：“‘送教下乡’一定要让有条件的农业职业学校去做，不能遍地开花、一哄而上。教学内容既要考虑专业的系统性，又要根据农民的要求来安排。老师讲的课，要让农民听了能懂、看了就会、用了见效果，这样农民才欢迎。”

张春霞认为，在合理控制教学规模的基础上，应该将种植大户、养殖大户、购销大户、合作社创办人、返乡创业者、科技带头人、乡村干部等作为重点对象，发挥其带动作用。

此外，有基层人士反映，政府相关部门在培育新型农民过程中缺乏协调。“送教下乡”、惠民培训、农技推广容易重合。针对“送教下乡”，各相关部门之间的权责分工需要明确，进行规范化、制度化。

山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石扬令表示，新型农民的培育不是单个部门的事情，多个部门之间的协作非常重要。与政府力量相比，引入现代农业企业等市场力量应该会更加有效。（《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5期，记者 梁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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